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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后贵阳照相业和阿嘛相馆
来源:文史办 | 图:黔山毛豆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偏蛰西南一隅的贵阳,虽为省会城市,也只有13万多人。由于交通和信息闭塞,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缓慢。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从北到南,大片国土沦丧。失去安身立命之地的人们背井离乡,逃难求生,被视为抗战大后方的贵阳成了人们避难之地。此间,随着难民涌入,一些工商企业也迁至贵阳,其中照相业就迁入多家,如广东的“阿嘛”,安徽的“中国摄影社”等。各方面人士和各种经济成分的融入,贵阳的经济有了一些活力,市场有了一些生气。仍以照相业为例,就由1937年时的“光艺相馆”、“黑白相馆”、“曾氏兄弟艺术社”、“肖我轩相馆”、“华记相馆”和“真记”、“天然”、“灿轩”、“亚容”、“啸东”等大大小小10多家增加到1939年时的30余家。其规模大者为光艺相馆,老板名夏季伯,时任贵阳照相业同业公会主席,又是保长。馆址位于中山东路,经营场地为3层楼房,饰大玻砖橱窗;配有当时较先进的摇头相机等设备和露天假石山花园影场;自备小型发电机,以电光照相。执照师付从上海学成归来,摄影技术较高,不少机关学校等团体多来此拍照。黑白相馆落座大十字,店面虽不大,但配饰雅致,美观大方,聘有两位香港师付,多有时髦男女光顾。肖我轩相馆居处虽较偏僻,但由于老板是保长,社交广,到此拍照的多系军警界人士。曾氏兄弟艺术社主营冲晒、加印、放大,兼营代理美国柯达公司照相器材,经营情况尚好。阿嘛相馆注重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各方面后来居上,从中脱颖而出。其余小相馆,由于实力差,相对处于劣势,经营情况不佳。

 其时贵阳的照相器材全系进口。所有摇头机是美国柯达公司的早期产品。手照机除美国产外还有德国产,如“奈司”、“奈耐”等镜头机。胶卷和相纸也由美国柯达公司和德国爱克发公司进口,经由上海、香港等地购入。由于贵阳交通闭塞,运进照相器材通常要月余时间,所以市面上照相器材较为紧张,至于有的相馆为争顾客增收入,常常不惜为顾客“空照”,待有胶片相纸后再行补照。

 虽然竞争激烈,但20世纪40年代中期,贵阳的照相业仍处于上升阶段,到40年代末期,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经济萧条,市场混乱,钞票贬值,百业凋蔽,民不聊生。贵阳照相业也不例外,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大量相馆相继倒闭,撑持到贵阳解放时的相馆所剩无几。

 阿嘛照相馆于1937年在贵阳大十字中山西路口开业。相馆由广东人彭晓波、彭晓珍、彭千里、彭万里四兄弟合伙经营。彭氏兄弟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受之其父摄影技传,头脑精明,各有所长,因此,相馆不仅扎根贵阳,还在许多方面为贵阳照相业的发展起了带头作用,有如下特点:

其一,以服务质量为立店之本。其店名冠以“阿嘛”,取自广东客家话的赞叹之意,即把生意做到令人赞叹之处。相馆开张之际,彭氏兄弟即就当时贵阳照相业各家情况进行调查,礼节性拜访当时各大照相馆,摸清行业底细,制定经营策略。他们确立了顾客至上的理念,凡顾客一律以礼相待,以质量求胜,不合格相片坚决不出门,顾客不满意就重照。这样,不仅稳住了脚,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

其二,重视技术进步,加强职工培训。为使竞争立于不败之地,阿嘛在拍照、修底、洗印等各流程环节都配备了技术较好的师付,如以重金聘请梧州市西南照相馆影场照相经验丰富的梁师付;同时,鼓励学徒工学习钻研技术,对有技术创新发明的职工给予现金奖励。职工技术进步很快,使其照相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又培养了技术力量,有的职工还分别到贵定、水城、开封、广东、印度尼西亚等地自己开设相馆。

其三,注重设备维护保养,使设备经常处于完好状态。为保证照相质量,提高服务效率,阿嘛很注重照相设备的维护保养。如他们所使用的摇头照相机,由于时间较长,其中转动法条的弹力减弱,转动时会有微微跳动,出现照片模糊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彭千里亲自动手将法条转动改为马达(电力)带动。这样,阿嘛以服务和效率赢得了信誉。

 1939年2月4日(农历腊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贵阳,阿嘛同遭于难,并于当年5月迁址中华南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许多重要和知名人士如戏剧家田汉,国画家徐悲鸿、叶浅予,音乐家马思聪和妻子王慕容等居住贵阳,阿嘛曾多次为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照过相。如徐悲鸿和廖静文的结婚照片,马思聪和王慕容在科学馆进行小提琴和钢琴演奏的照片。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自印度入云南、贵州等地参战,在贵阳的官兵,或有照片,都拿到阿嘛冲印;为了语言交流,阿嘛还聘请了两位英语翻译,另设立了邮寄部,把他们的照片寄往印度、美国、英国等地。同时期,“电影皇后”胡蝶到贵阳拍摄影片《建国之路》时,阿嘛的彭千里师付应要求到其住所为她照相。看到照片后她既满意又惊奇,说“贵阳还能拍出这样好的照片啊!”并欣然应请用钢笔题写“阿嘛照相馆”几个字相馆把原字放大制作成门面匾牌,在贵阳曾轰动一时。1946年,国民党青年军驻贵阳办事处请阿嘛相馆到麦架桥(大山洞)为青年军照相。该店彭晓珍、彭千里两位师付带人亲往,直到临照相时,方知是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照相。先是为蒋氏父子与官兵合影拍照,又为蒋介石视察士兵吃饭、在讲台演说和与将领分别合影拍照。相馆还把这些放大的照片陈列于橱窗,用作广告。

阿嘛同其它一些相馆熬到了贵阳解放,受到人民共和国阳光的映照,踏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1950年,受上级指派,阿嘛相馆派员同《新黔日报》记者一起,配合新华社记者和《新华日报》记者前往遵义拍摄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文物。相馆的彭万里师付与他们密切配合,顺利地拍摄了一套包括遵义会议会址、乌江天险、江界河渡口等照片。这组照片在《新黔日报》刊出过,《人民日报》也刊发了。1951年,秦天真市长向阿嘛相馆安排一项重要任务,省委领导要求拍摄遵义会议会址全景,要保证拍摄质量。省里为这次拍摄专门作了安排。阿嘛相馆负责人明白这项任务的重要性,由彭万里和技术较好的师付前往,并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拍摄中,翻山越岭选择拍摄的最佳角度,最终拍出了高质量的遵义会议会址全景一套图片。底片足有100吋长,图片印晒完毕,省委苏振华政委专程赴北京送给毛主席审核。后来据苏振华的驾驶员说,毛主席看了图片后很高兴,指着相片说,当时红军由遵义哪方进城,由哪方出城,并指示由新华社向全国发稿。苏振华还从北京电告省委,要求增印拾套送京。

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后回国,路经贵阳时,在省府广场同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合影,是阿嘛相馆拍照的;1964年邓小平总书记和蔡畅、李富春、李井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贵阳视察,在省府礼堂和一千多人合影,也是阿嘛相馆拍照的。(照片为2009年12月20日,贵阳市中山东路13号阿嘛相馆外,隔着玻璃橱窗仔细观看照片的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