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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贵阳的茶馆
来源:贵州省档案局(馆)
茶馆在贵阳虽不如成都、广州之盛,但老贵阳的茶馆也别有风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老贵阳的“正人君子”们是不屑于去“蹲茶馆”的,茶客中也没有“上层人士”。那时的茶馆,多是为一般劳动人民在劳动之余作为休息、聚会的地方,分散于各条街,所以晚上的生意特别兴旺。
那时,开设在世杰花园(今延安中路)的几家茶馆,每到华灯初上,茶客便接踵而至,在昏暗的电灯光下,十几张方桌、条桌座无虚席。茶馆中,坐的,是长条凳或方凳;茶具是粗陶瓷的盖碗杯;四壁没有什么装饰,唯有一张写有“休谈国事”的长条贴在墙上。茶客多是老主顾,只要入座,么师(店小二)便会提着长嘴壶滴水不漏地冲上开水,有时水未开,么师便大声吆喝:“开水未曾开,开了就拿来。”
这类茶馆,在大南门、次南门、大西门、老东门等处都有几家,各家有各自的特色来吸引顾客。一是说评书,即由茶馆请来“说书先生”,特设一个高座,先生准时就座。当“惊堂木”在桌上拍上几下后,闹哄哄的茶馆便顿时安静下来,这时,众茶客鸦雀无声、洗耳恭听。先生的开场白都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昨天说到……”有声有色地说开时,不时还比划动作,真是说做俱佳,引人入胜。但到听得津津有味的关键时刻,先生的“惊堂木”一拍,拖长声音说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话音刚落,茶馆的么师便会端来一个盘子,请众茶客“随意,随意。”这时,茶客们也都慷慨解囊,随意丢上几文,当然,身上不方便的也不勉强。收完钱后,先生这才又接着说下去。当时,所说的书目有《三国演义》、《彭公案》、《杨家将》、《水浒》等。这些书目故事性强,连续不断,通过说书先生的艺术加工,自然是很吸引人的。据说贵阳最初的说书先生是清末的落第秀才杜文翘,曾在今河南街一带说过《东周列国志》等,以后收有几个弟子。
另一种特色是“唱小调”,即茶馆找来能拉琴善唱的艺人(男女均有)。道具是一把胡琴,所唱曲调自然是“下里巴人”,但颇受欢迎,因这些曲调在民间流传已久,已为群众喜闻乐见。如《孟姜女哭长城》,从正月哭到腊月,听众都能跟着哼唱;又如“说凤阳,道凤阳”,也是道出劳苦群众受苦受难的通俗曲调。不过,其中也渗杂着俚俗不堪有黄色小调。唱到精彩处,茶客当“啦啦队”,敲茶杯,拍桌凳,满堂哈哈大笑,皆大欢喜。这时,么师的盘子又端了出来,满载而回。有的茶馆,还有对唱山歌的,又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可惜,这些真正的民间文艺有的已经失传或者走了样。
专门清谈的茶馆,当时为数不多,三十年代中华南路有一家“会仙茶楼”。这里,桌凳用刷子刷洗得干干净净,茶客则多是小老板、小职员、小市民。至于带有诗情画意的茶馆则更少了,在水口寺临河有一家较为风雅的茶馆。开设在一大间吊脚楼上,窗明几净,茶具虽不算精良,但较土瓷看去清爽。这里,最令人难忘的,是这家茶馆不用男性么师,而是由一位妙龄村姑“执壶”。村姑一幅白色围腰套在淡蓝布衫上,一根长发辫扎上红绳,穿梭于茶座之间,颇有韵味。此外,还妙在吊脚楼下流水淙淙,临窗可俯视一叶扁舟,渔舟晚唱。在这里来吃茶的,虽不全是骚人墨客,但多是来此“偷闲”者。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抗日战争中,贵阳成为后方重镇,这时外省人来筑的增多。人口激增,为适应需要,形形色色的茶馆便应运而生,如以吃早茶、晚茶为主的广式茶馆便有冠生园、大三元酒家、五羊茶楼等。这样,贵阳人才有口福在广式茶馆中吃到“糯米鸡”、“马来糕”。此外,还有以说相声、清唱为主的“先生馔茶室”(在今富水北路口)、东园(在今中山东路),皆是场场满座,人们即是茶客,又是观众。
专门以喝茶为主的茶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贵阳并不太多,大十字口的“大中国茶厅”,算是开设时间较长的一家了。后来,还有富水北路的“喜相逢茶室”等,这些地方,以“茶”取胜,不仅茶叶好,种类多,而且座位舒适,还有躺椅设置。真正的“品茗”之乐,只有在这类茶馆才能享受到。
初夏开始,贵阳就有了“露天茶馆”,最火红的是“民众茶园”(在今人民剧场原民教馆广场),市民晚间多到此乘凉。后来,河滨公园与大西门社会服务处也设了“文化茶座”,这种茶座因环境较为清雅,所以颇受文化人欢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在中山东路还有一家欧化布置的“音乐茶厅”,音乐以西洋乐曲为主,颇得青年男女喜爱。
有茶馆,必有“茶食”。当时,除葵花、花生瓜子外,贵阳的老茶馆还兼售价廉物美的糖麻园、麻花、混糖饼之类的茶食。
为方便经济不宽裕的茶客,茶馆附设的香烟摊还可买零支香烟,一支也卖。老茶馆有个“暗号”,如果你这杯茶没有喝过瘾,你离开时,可将茶杯盖反盖于杯上。这时,么师就会给你保存下来,你再来时又原杯奉上。这种处处为茶客节约着想的茶馆,现在实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