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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侗族大歌旧事

文:袁銮 | 作者授权黔途网独家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史海钩沉:侗族大歌旧事

 和很多少数民族一样,侗族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研究民族历史,可利用考古、语言学、基因等综合的手段,能尽量地还原彼时的一些状况。侗族大歌是一种以口耳相传为媒介的民族艺术。虽然侗族大歌只是侗族史的一个分支,但要考究它的历史比考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更加困难,因为几乎不可以用上述的三种手段来重建声音的历史。在正面、客观的对侗族大歌文字记载出现前,我们只能借助口述历史和汉族典籍对少数民族细枝末节的描写中重讲历史的模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作为深入人心的指导思想,汉族的典籍中必定有刻意的丑化以及恶意的中伤。要考察侗族大歌,古代的汉族典籍是最可疑的。所以先生者写侗族大歌史引用典籍我一直是持质疑态度。

  一 《老学庵笔记》和《赤雅》都不可信

  1)《老学庵笔记》证伪

  证明侗族大歌历史的文字,方家概莫能外地如此引用这两条:

  第一条:

  侗族大歌被载入史册早在宋代史书中就有记载,《老学庵笔记》卷四说:“辰、沅、靖等蛮,仡伶……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导之。”

  第二条:

  明代邝露在《赤雅》一书中更有明确的记载:“侗……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

  由此可以证明:侗族大歌在宋朝之前,就已经出现。而且宋朝已经成系统,可见侗族大歌的历史至少有近千年的历史……

  说道者言之灼灼,读者若有其事,但这两条论据真的不需要质疑吗?从以上的文字看,的确符合侗族大歌的某些特征。但如果你翻回《老学庵笔记》和《赤雅》读一遍,这两条证据却又是那么的可疑。都是因为始作俑者在“……”这个省略号里做了手脚。

  首先,陆游先生说白了是个好战分子,那个时代,没有有民族平等的理儿,非我族类者,统称“蛮”,陆游先生就是那个时候非常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老学庵笔记》卷四并不是少数民族风物志之类的人文小调,讲的是“我党我军”平“边民”的事情。粮草未动,丑化先行。所谓涉及侗族大歌一段,文字如下

  辰、沅、靖州蛮有犵狑,有犵獠,有犵榄,有犵偻,有山猺,俗亦土著,外愚内黠,皆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龟蛇啖之。其负物则少者轻,老者重,率皆束于背,妇人负者尤多。男未娶者,以金鸡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为数珠挂颈上。嫁娶先密约,乃伺女于路,劫缚以归。亦忿争叫号求救,其实皆伪也。生子乃持牛酒拜女父母。初亦阳怒却之,邻里共劝,乃受。饮酒以鼻,一饮至数升,名钩藤酒, 【 钩藤酒 说部本原作「钓藤酒」,此据津逮本改。】 不知何物。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贮缸酒于树阴,饥不复食,惟就缸取酒恣饮,已而复歌。夜疲则野宿。至三日未厌,则五日,或七日方散归。上元则入城市观灯。呼郡县官曰大官,欲人谓己为足下,否则怒。其歌有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盖竹枝之类也。诸蛮惟犵狑颇强习战斗,他时或能为边患。

  翻译成白话大概是:湘西地区有数种野蛮人族群,他们看上去愚钝,其实内心狡猾得很。他们把山林烧了,却不种稻谷,只种些杂粮,吃不饱就去猎杀野兽山蛇,烧烧就吃了。壮年游手好闲,老人家和妇女却要拼命干重活。他们装束奇怪,结婚什么的完全不守(像汉族那样)传统规矩,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酒鬼,还不分男女尊卑,喝醉酒就唱歌。特别是农闲的时候,前面有人吹着芦笙,一两百个人握手唱歌,唱歌完了就喝酒,一连数天,饭都不用吃了。平时没事就过来闹官府,鸡犬不宁。特别是侗族人,来跟官府作对,特别凶狠,如果不把他们弄听话了,将来就麻烦大了。

  从这一段可以看到,所谓“手相握而歌”的记载,是没有明确写明是那个民族的。陆先生把非我族类者多统称“外愚内黠”的土著。当中,还夹杂着“少者轻,老者重”这种以道德伦理去丑化少数民族的值得怀疑的说法。而后才有“手相握而歌”的描述。更要紧的是,这个“手相握而歌”的记载主要描写的是“土著”泥古不化、饮酒作乐的糜烂生活。这段描写,并没有明确地指向侗族。湘西以及黔东南这片土地,生活着苗、土家、侗等数个民族,如果仅仅以这段描述,实在无法断定是写侗族大歌的,因为观之苗族的芦笙飞歌,也可以代入,只是人家并不需要这么糟糕的文字去代入而已。

  很多方家为什么认定那段文字就是写侗族大歌,理由是这样的描述和侗族的踩歌堂很像。踩歌堂其实就是在节日和祭神活动中唱的歌。如果如此,那更谬误了。巫时代的祭祀活动,多是非常严肃和神秘的活动。怎么可能会“贮缸酒于树阴,饥不复食,惟就缸取酒恣饮,已而复歌”这么不敬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这段文字更不可信了。更奇怪的是,陆先生特别指出了侗族先人在这个地区最为彪悍的族群,但却没有明示这个“握手而歌”是侗族先民的独有民歌,所以,对于这条论据的客观和执行性,我是打上大大一个问号的。

  2)《赤雅》

  我怎么就觉得,我那凄惨闷骚的同乡邝露同学在《赤雅》中的描写,是多么的不可信。

  先说一下《赤雅》这本书,这本书是我的广东老乡邝露写的,这个一个放浪形赅不畏权贵的老乡,年少的时候他来到广西桂林诸地玩儿,顺便写下《赤雅》。《赤雅》的赤字意思是炎热的地方;雅就是训诂的意思。本意是解释名词的词典,其实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地方志之类的书。这本书后来还有一个糟糕的赞美,叫做明朝《山海经》,所谓《山海经》者,怪力乱神的消遣书尔。随手翻翻这本书,写地理还有点靠谱儿,但是一旦涉及到人文,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段落,多有道听途说,添油加醋。若果用这本书的章节做绝对的论据,本身就是一种不严谨的为学态度。为了证明这种态度不好,那么我们废话少说,分析一下前文的第二条论据。

  论文引用版如下: 明代邝露在《赤雅》一书中更有明确的记载:“侗……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

  全文如下:○狪人 狪亦獠类,不喜杀,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为混沌舞。獠之有狪,犹獞之有大良也。

 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侗族先民是“獠”的一种,不喜欢杀虐,喜欢弹琴唱歌,跳舞作乐。这些侗族的先民和“獞”这个族群中的“大良”人差不多。

  我们需要继续从书中找到“獠”“獞”“大良”是怎么描述的。

  “獠俗,略与与獞同,而嗜杀犹甚。居无酋长。深山穷谷,积木以居,名曰干栏。射生为活,杂食蛊豸。”

  “狪”在我老乡眼中是獠的异类,说白了就是獠中弱者,备受欺凌,这一点从我老乡将其类比“大良”可以隐隐知道,因为他在解释“大良”一条时,说"多为獞人占杀,散处城郭,为人灌园。"道出了他们的处境。

  说到这里,话题就变得很有意思了。回顾《老学庵笔记》中我们对比陆先生对侗族先民的彪悍描述,是不是看出反差来?此数百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会让这个族群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如果有如此惨烈的变化,我们应该在侗族的口述历史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我翻阅了这么多侗族口述历史书,拜访过这么多侗族老人,却从未见提起。如果让我挑,我会认为陆游和邝露中有人或者两人都胡说八道。而邝先生的胡说八道,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如下。

  事情是这样的:今人引用《赤雅》证侗族史,却在同一本书上找出两条完全相悖的例证。我们扯远点,说说侗族的鼓楼。鼓楼是矗立在侗族寨子里的塔状纯木建筑。今人追溯侗族鼓楼历史时,均不约而同地引用了《赤雅》如下一条:

  罗汉楼 以大(一本作巨)木一株,埋地作独脚楼,高百尺,烧五色瓦覆之,望之若锦鳞矣(一本作然)。攀男子歌唱饮啖,夜归,缘宿其上,以此自豪。
盖广西三江县高定有一独柱鼓楼,黔东南黎平述洞有一独柱鼓楼。今人观之和我老乡描述的独脚楼甚是吻合,皆以为是。侗族的鼓楼和大歌是今天侗族“三宝”之二,当然同属一个民族。但我老乡解释“罗汉”这一条时,却是这样说的

  “○罗汉 贵少贱老,染发剃须,喜作罗汉。罗汉者,恶少之称也。”

  我们对比“狪”和“罗汉”两条解释发现,“狪人”和“罗汉”在我老乡的描述中,完全是属于两类人:“狪”是备受欺凌一类;“罗汉”是个中恶汉。若以“罗汉楼”去类比侗族鼓楼,这是“恶少”聚合之地;用“长歌闭目”去证明大歌,这是被欺凌的“侗族先民”栖身之所。那就是用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去证明本来属于一个族群的东西,这岂不是穿越了吗?其实,此类志怪书,本来是看看就算了。却料想不到作史者却断章取义用来做为论据,这种为学的严谨性,我当然觉得是可疑的。

  这就是侗族大歌最经典论据的证伪工作。

  由此可见,没有文字的民族是烦恼的,因为总是要用异族的细枝末节文字去证明自己。在我看来,无论是陆游的作品还是邝露的记载,他们的可信性都是很小的。这个既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时代狭隘性,也有田野考察的局限性。他们究竟有没有来过侗族地区,同样非常值得怀疑的。写史者,首先要去伪,若果引用的材料不当,那么结论就未必准确。那么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结论是正确的那也不能证明这就是信史。这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做应用题一样,答案正确未必能得分,前提还得你整个演算过程是正确的。

  如果你有志侗族研究,不妨也看看这些书,各种细节也非常有趣。他日俺有兴致,写个侗族野史,这些书还会大派用场。以上证伪,主要是给对侗族大歌有一定了解的人看的。我们拨开这些历史迷雾,写写真实的侗族大歌史。

  二 信史前的侗族大歌状况

  目前所能了解的情况看,在1953年之前,无专门正面的的史料记载侗族大歌,前文所述的两条,是侗族大歌最大的伪证,而其他的零碎材料倒不值得一一细驳了。事实上,在专业的音乐工作者进入侗族地区对侗族大歌进行田野考察之前,异文化对侗族大歌一直采取的是基本无视的态度。在明朝,北部侗族清水江流域一带外部文明的不断进入,也不瞧见对边缘的侗族大歌有多详细的记载。明清时,多种地方史对侗族大歌均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甚至到了民国,侗族地区的地方志,也仅仅看到少得不能再少的片言只语提及。概历史都是统治者写出来的,这些傲慢的权力在处理民族矛盾、民族抗争的问题早已焦头烂额,哪里还有心情去理会这些无关大雅的风月玩意。

但历史就是历史,不因有文字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没有文字而不存在。综合田野考察、文字记载和口述历史三个因素,在这里,我只能毫无硬伤地告诉大家,在两百多年前,美国人在鼓捣《独立宣言》的时候,侗族人正在唱一些和广大游客听到不一样的侗族大歌。这段历史,是这样的:

这段历史,可以从著名的寨子肇兴侗寨讲起。话说200多年前的清朝,肇兴侗寨住着一个文艺青年叫陆大用。在大用没有出道前,侗族地区基本上哼着祖先传下来的零碎叙事歌和劝世歌。大用很纳闷,一边哼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平淡腔调一边琢磨:自己能不能也写些歌让大伙唱唱?大用童鞋说到做到,写了些泡妞的歌儿,称之为情歌。大用新歌的推出,果然不得了,受到了肇兴侗寨以及周边寨子粉丝简称“用粉”的一致吹捧。一天劳动之后,天黑了,寨子一片黑暗,大家没事干,祖先严肃古板的歌儿唱得实在有点疲劳了,于是大胆的“用粉”开始和偶像一道传唱大用新歌。唱歌之余还不忘记吹捧大用的歌儿好。互相吹捧的力量是伟大的,它激励了大用不断地创作。大用很快成了一个多产型创作歌手,他除了乐意成为少年少女的偶像之外,他还有意做少妇杀手,他同时又创作了代少妇教育孩子的正义之歌;做成为儿童之友,创作了教育大家要尊重长辈、尊敬父母的爱老之歌;做劳动人民的老朋友,创作了鼓励大家好好劳动的劳动之歌。大用成了那个时代最多产的音乐人,简直就是侗族的罗大佑。

侗族罗大佑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慢慢长大然后变老。那个时候的侗族地区和今天的北京通州完全不同,没有那么多为艺术而坚持的文艺青年。他只能像现在的驴友那样,徒步去从江、黎平等地。一来找一下有没有知趣相同的文艺青年,一来唱歌给其他侗族同胞听,不断地培植更多的粉丝。

侗族罗大佑当然还是一个农民,日夜耕作唱歌,声嘶力竭。到了六七十岁,侗族罗大佑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离开了这个世界,尸骨埋在肇兴北边的一个小山包上。

虽然差不多同时期,还有一两个能提上名的传唱侗族大歌的音乐人,但已经不重要,因为还在广为传唱的古代侗歌中,嘎大用是流传最广的一种。陆大用是第一个值得侗歌史记上一笔的人,自他前,没有人能记住一个写歌的侗族人;自他后,没有人敢和他并列在侗族大歌贡献榜的榜单里。

那个时候的侗族人显然没有想过为两百年后侗族大歌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准备。这些侗族大歌,只不过是强烈劳动之余的消遣。侗族罗大佑死后,粉丝还在唱他的歌,但毕竟只是一个娱乐人物。他孤零零地矗立在山头上,偶尔听到他的歌。侗族人民心里,只是祭拜他们的太祖母萨岁,怀念他们的民族抗敌英雄吴勉,但是这个伟大的音乐人陆大用却甚至连肇兴人也开始逐渐忘记,忘记了,有一个伟大的娱乐人物,埋在寨子旁边的山包里,芳草萋萋。他,名字叫陆大用。

手记:两年前一个春雨沥沥的晚上,我去到距离肇兴几十公里外的三龙侗寨。寨子的老人说:听说你从肇兴来,我们给你唱嘎大用(大用写的侗族大歌)吧。而已,歌声响起,冗长而优雅。在这之前,我在肇兴只听过一次嘎大用。是在海安老师家,一批老人坐在我的旁边,唱起这些古老的歌谣。前些天,海安老师车祸罹难。

我隐隐知道,在肇兴,大用,已经被遗忘;嘎大用,也会随着越来越多老人家的离开而被所有肇兴人遗忘。

你们现在听到的侗族大歌,绝对不是嘎大用。因为几乎可以确定,你们肯定不喜欢这种古老路线起伏不大的古老腔调。

三 侗族大歌的信史时代

1)侗族大歌发现史

开篇前,请大家记住这些人的名字:

萧家驹 贵州人,侗族大歌发现者之一,侗族大歌基本架构的奠定者;
郭可诹(薛良)和前者一起发现了侗族大歌,文字正式记载侗族大歌第一人;
龙廷恩 贵州省文联音乐舞蹈部工作人员,萧的同事。
毛家乐 同上
钱明正 贵州省广播电台员工
郑寒风 贵州省歌舞团团员

从这个时候开始,记载侗族大歌的正式文字才算出现了。按照史学界的看法,狭义的历史是从文字出现那天算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真正的侗族大歌历史,应该从这里算起。至少,信史得从这里算起。但正如我之前说过那样,侗族大歌并不会因为文字没有出现而磨灭它的客观存在。我只是实在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可以那么无畏地宣布宋朝就有,明朝也有,甚至还出现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如果你问我侗族大歌的起源,我只能告诉你,我确信在清朝后期陆大用的时代,成熟的侗族大歌就出现了。但清朝前是怎么一个状况,目前没有任何值得信任的史料。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0世纪50年代,无产阶级的铁拳刚刚击溃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大陆的统治。随即,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便开始了。首先是土地改革运动。我并没有探讨土改的意思,但偏偏正是这个土改运动,让侗族大歌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话说贵阳有两个中年人,他们本来不是一般的单位官僚,而是音乐研究的专家。1952年,这两个中年人却被组织安排到黎平参加土改工作。不知道他们去到了那一个寨子,但看上去离县城一点都不近,他们晚上只能在寨子里住宿。就在那一个晚上,寨子里唱起了侗族大歌。这一下可不得了,他们激动得不得了,草草地用笔记录当地人唱的侗族大歌。你可知道,土改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绣花鞋,白天这两个小中年要到黎平各个寨子去干土改这个苦力活,天一黑,他们又兴奋起来,央求寨里人唱歌,然后仔细地记录下这些音乐素材。等到土改结束后,他们回到省城,除了完成了上级指示的工作外,还带回来了一箩筐的侗族大歌素材。这两个中年人,其中一个在53年写了一篇文章给《人民音乐》,名字叫做《侗族民间音乐的简单介绍》。这是第一篇用文字记载侗族大歌的文字。这个人就是郭薛良。他的工作伙伴显然比薛良更兴奋,薛良的兴奋在于发现一种音乐的本身,而他的兴奋除了音乐之外,还有一种本土情感的皈依,他和薛良不同的是,他是贵州本土人士。但他不急,他从长计议谋定而后动,他注定成为侗族大歌历史上值得写下浓浓一笔的人。四年之后,他杀回黎平,回到了他曾经记录侗族音乐的地方,这一次的重返故地,让他成为迄今为止对侗族大歌研究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没有之一。他就是萧家驹。

萧家驹先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字:牛逼。他生于上个世纪初,年轻的时候读的学校,可是北京大学呀亲,可是那个年代的北京大学哦亲。你知道,那个年代的北大,有多少牛逼的人物在那里?萧先生在那里学习的是历史和音乐,并接受北大的学术熏陶。北大之后,他回到了贵州。在贵州干了些什么,我并没有掌握太多的信息,我所知道的是他参加了抗日,但应该是隶属我党我军的……从他后来的工作就能隐隐看出这一点。他进过监狱,应该是KMT的监狱,从他后来的工作就能隐隐看出这一点……这段监狱经历,让他留下了腿疾。请大家注意这一点。

话说他回到贵阳后,他没有像薛良一样急于写文章去探讨侗族大歌,他很淡定地等待机会。第一个机会很快来到,他回到贵阳没多久,他升官了,做了省文联音乐舞蹈部主任。不过这是一个只由三个人组成的部门,现在看来是多么无法相信的,这可是我党的行政部门呀亲。萧先生又等了三年,第二个机会来了。1957年,这一年,经过了无数次的申请,领导终于批准了萧先生重返侗乡,采集侗族音乐,时间半年。这一次,音乐舞蹈部清巢而出,三个同事协同兄弟单位两人,以学术的名义,正式开进侗乡。这些人,就是我在开篇提到的那些人。

贵阳和黎平的距离是一个怎样的地理概念。哪怕是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三个月前,都需要开十个小时的车,十五年前,至少需要2天。四十四年前,他们五个人长途跋涉了不知多久来到黎平县城。之后,现代交通工具就没有了。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坑洞乡,坑洞离黎平的徒步距离不会少于二十公里,没有公路,没有汽车,只能徒步。你还记得吗,萧领导脚有小恙。人的徒步速度,如果在平地一般是6公里/小时左右,山地就不好说了。我经常在黎平地区徒步,知道此地是如何的层恋叠嶂山地王国。有一次从三龙徒步去坑洞,一路翻山越岭,走了一天!更何况是一个行动并不算特别方便的中年人。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一路翻山越岭举步维艰,天黑的时候,他们还是达到了坑洞。那一晚他们顾不得休息就开始了侗族大歌采集工作,非常严肃地。如是在坑洞呆了几天。说来奇怪,按说田野考察,而且还是关于音乐的,至少有个录音笔吧,好点儿的话相机也得有一个吧。但就是这么奇怪,他们没有录音笔,更没有相机。我们贵州真是穷得没办法,给这一次考察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遗憾还在后头呢。之前说了,五十年代是一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这个五人小组在这片热土做着艺术工作的时候,反右运动开始了。这本来是一个为期半年的采集周期,谁知道一个月后,兄弟单位的两个同志接到通知,回贵阳反右去!兄弟单位的兄弟走了不要紧,毕竟专业的三个人都还在。他们一路从坑洞出来,沿着洼地往外走,走到三龙、四寨、黄岗、小黄、贯洞、龙图、肇兴这一线。一路收集民歌。

今天看来,是多么浪漫文艺的事情。但我能深深体会到他们当年的苦。这一带是南部侗族的核心区,不算崇山峻岭也算是山峦叠嶂,这些侗族的寨子就分布在各个山麓的低洼地里,从一个寨子走到另外一个寨子,少则半天,多则一天。山间瘴气也就算了,还会遇到各种野兽。最要紧的还是饮食,当时的侗族主食还是糯米。侗族的糯米的确做得好吃,但这可是难消化的玩意,吃一顿两顿还好,天天吃,外地人是打死也受不了的。如今的黄岗侗寨,还是以糯米为主食的地方。我曾经无数次到过黄岗,我是多么喜欢那个地方,但我都呆不过三天,因为糯米这玩意总让我觉得沾满我的胃挥之不去,铩羽而归。在那个艺术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时代,有这么几个中年人,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为了艺术,他们坚持了下来。

但是三个月后,他们不得不中断他们的工作:反右终于反到贵州文联。那个时候,他们估计来到了我写这篇文章的肇兴附近。他们极不情愿地结束了坚持了三个月的工作,打道回贵阳。说到这个回程,想想也心酸,他们再不愿意走回头路了。他们一路走到八洛都柳江边,乘船一路走到广西的融安、柳州而后改乘火车到都匀,又换汽车回到贵阳。
我写到这里,心里酸酸的。我讨厌极了这些政治运动,但对于侗族大歌的命运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土改运动,萧先生未必知道侗族里藏着如此天籁的民族歌曲;要不是反右,他们可能采集到更多的歌曲。但不管怎样,幸好,他们没有在这些运动中被继续击倒,人还好好的,他们的努力才让侗族大歌终于第一次严肃地、体面地、学术地呈现给外面世界的人。

1958年,萧家驹先生写下了三万字的序言,学术系统地介绍了侗族大歌;这五人小组在侗族地区采集的音乐分门别类,和序言一道放在一本书上。这本书叫做《侗族大歌》。

这个星球上第一本系统记载侗族大歌的专著,终于诞生了。21世纪初,有一个澳洲人来到了萧先生曾经来过的地方呆了三年,目的只有一个:研究侗族大歌。她就是英倩蕾,外国研究侗族大歌第一人。在写LP《贵州》的时候,我的同事问她,如果让你介绍一些关于侗族大歌的书籍,你会有什么建议。她说:《侗族大歌》。

2)侗族大歌的辛酸年代

50年代—70年代

如果萧家驹老人家还在世,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将侗族大歌展现在这个世界的面前?天下可没有后悔这事儿。萧老人家不写侗族大歌,也有另外的人上台。为什么我会觉得萧老人家可能心有戚戚,因为伴随着他关于侗族大歌著作的面世,侗族大歌也正式从一种传统走向另外一种传统。侗族大歌登上表演场了。

之于侗族大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值得写上一笔。这个年代刚开始的时候,地方领导接待上级,偶尔会叫当地的侗歌队过来唱歌,算是余兴节目,美其名曰感受“当地文化”;或者在上级的安排下怯生生地走到省城、京城或者临近的地方小演出,称之为“民族平等”。不管规模是多么小,影响力是多么弱,但是我们记得,侗族大歌就这样扭扭捏捏地登上了另一个历史舞台。
50年代是风云变幻的十年,侗族大歌至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萧老先生的田野考察,前文备载;第二是在萧老先生侗族大歌专著发表的第二年,一个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音乐家郑律成来了,这一个写过军歌的音乐人听了侗族大歌之后,表达了要让“侗族大歌走出去”的想法。(提到郑律成先生,这里不得不加插一句,有很多文章提到侗族大歌是其发现的,这个是一个明显的谬误。但以他对当时音乐界的政治影响力,的确可以相信他为侗族大歌的“走出去”发挥了作用);第三是,1959年,三龙侗寨吴品仙等侗族姑娘带着“侗族大歌歌手”的荣耀,离开了家乡,走到了远在北京的中央民族歌舞团。当时,品仙小姑娘十四岁。那些侗族大歌“走出去”的辛酸往事,就从她讲起吧。

话说那一年,品仙姑娘十三四的豆蔻年华,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他面临的一切都是未知的,她年龄很小,她长得很水灵,她只知道,她能去北京那个“皇帝居住的地方”是因为她能把侗族大歌唱得非常非常好。来到北京后,她和伙伴们安顿下来,等着团里的安排。

很快地,小品仙发现,团里上下有各种各样的小数民族同胞。上到领导,下到团友,并没有太多的人关心侗族大歌这个事情,甚至有兴趣叫他们随意唱两口的人也少。更多的时候,他们跟着团里的其他伙伴一道去跳他们没有跳过的舞蹈,穿和他们民族没什么关系的表演服。小品仙只是唱侗族大歌的,她的舞姿显然没有比其他人更好。是的,她和其他民族的同胞一起生活、学习、跳舞,但独独没有唱侗族大歌。乡愁,每天写在小品仙的脸头上。我在侗族地区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知道侗族人的乡愁似乎比其他民族来得更加浓烈。我虽然无法洞悉小品仙的心境,但是前些日子,一个远嫁他乡的侗族姑娘跟我讲她在异乡深夜唱起奶奶教的思想侗歌的那种心酸感,至今在我心中无法忘怀。小品仙,也当是如此。

北京那几年,郁闷的小品仙却经历了一件让她最想经历以致一直无法忘怀的事情:她可以看到毛主席了!虽然,依然不是以一个侗族大歌一流歌者的身份有尊严地穿着侗族服装给毛主席唱侗族大歌,虽然她只是舞台上成百上千一点不起眼的舞蹈演员,但是在那个时代,能见一眼毛主席,那是多么荣光的事情!到现在,小品仙成了品仙老人家,她依旧可以绘声绘色地回味那一幕:她握着手中的扇,偷偷地在扇子的缝隙中看到了坐在第六排的毛主席,她看到了。是的,她看到了。她是幸福的,但是也是不幸的,她还看到了刘少奇。她在北京不多的演出,为她的后半生埋下了一个沉重的伏笔。

就这样,小品仙在北京呆了四五年。那个时候她十八九岁了。她那些儿时在乡下一起玩的孩童,估计都已经成了别人的父母亲。她还是孑然一身,既没有一个可以相爱的人,也没有展示侗族大歌的舞台。

几经犹豫,最后她做了一个决定,向歌舞团的领导打了一份报告,他想回到家乡。报告很快就批下来,她离开了北京,回到了黔东南歌舞团。四年在北京,没有在舞台上唱歌一首侗族大歌。

回到家乡也好,有操同一乡音的同事让她可以攀谈;有北京归来见过毛主席的荣耀,让她得到尊重;甚至,她或许可以谈恋爱。侗族是可以自由恋爱的,哪怕是那个年代。她固然没机会像她的儿时同伴一样,可以在侗乡下听着男孩子的牛腿琴,唱婉约的侗歌,但至少可以爱自己想爱的人。这样,几年又过去了。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读者,品仙有她爱的人。但是,不幸的十年又来了——文化大革命。品仙就这样被斗争了。理由很简单,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幸和不幸吗?理由是:品仙给刘少奇这样的“工贼”演出过,所以必须要批斗。就这样,1972年,她回到了家乡接受劳动改造,跟寨子的一个农民,很不情愿地结婚了。她爱过的人,她一直没有忘记。

写到这里,那个时代的吴品仙到此为止,在以后的篇章会继续说道她。2009年,我和品仙老师端坐在她的小卖部前,聊起一段段往事,颇感辛酸,不忍细问。我说,我只是来听侗族大歌的。老师,你给我唱歌吧。

侗族少年进京为毛主席演出这件事情,至今一直在被人赞美,但是赞美之人,怎么会知道这样的辛酸呢?我看着品仙,就好像看到了当年的那些我们无法面对的往事。

侗族大歌的信史开始时,也埋下了一条历史隐线。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外面的世界以学术的名义悄悄进入侗族大歌世界的时候,另一个“外面的世界”的力量则插入得非常强势,那就是政治的力量。这两股力量的合力,让侗族大歌有信史那一刻开始,形成了另外一种传统:舞台传统。在舞台传统形成之前,侗族大歌仅仅是在白云深处的南部侗寨里唱着的民间歌谣,而从来没有在聚光灯下出现过。

在我看来,这两种传统的关系是多么心酸的:舞台传统仿佛是村寨传统的寄生虫,他越壮大,母体便越萎靡。

20世纪80年代:“唱响巴黎”

优秀的侗族大歌歌手,后来顶级的侗族大歌歌师品仙老师被文革打倒了。其实那个时候被打倒的何止是一个人!自品仙后到侗歌到巴黎前,侗寨几乎听不到任何的歌声。那个纠结的年月,侗族的鼓楼、大歌均被当做是四旧产品处理,高耸的鼓楼大多被夷为平地,刚开始被重视的大歌万马齐喑。侗族和很多很多被迫害的中国人一道,度过了那个黑暗的十多年。

直到1986年,侗族大歌登陆巴黎,才又开创了她的另一个新时代。

这是一场广受神化的演出。本人也受此影响,在一些文章中写过“巴黎人民以静默五秒后以环绕铁塔般的掌声向侗族大歌致敬”这样的句子。如果你看过,我在这里向你道歉。很有必要地,让我在这里初步重组那个时候侗歌在巴黎的场景。

故事还是回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话说那个时候有个贵州文艺美术女青年,名字叫做谢景兰,后来她嫁给了画家赵无极,双双奔赴法国留学。到了五十年代,萧老先生正在侗乡记录着一首首侗族大歌,谢文艺和赵无极离婚了;次年,萧老先生正在写那本著名的《侗族大歌》,谢文艺和法国艺术家Marcel van Thienen结婚了,成了法籍华人,叫做Marcel van Thienen夫人。

Van夫人的主业本来是画抽象画的,但却对舞蹈和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是,1973年,她在法国文化部获得了一笔奇怪的奖金,用来研究和推广音乐、绘画、舞蹈一体的“综合艺术”。

和很多海外爱国青年一样,他没有忘记中国。文革后,她多次回到贵州老家考察贵州文艺,甚至两次把金秋艺术节的主席米歇尔-伊居先生拉来贵州,看贵州地戏听侗族大歌。反正到最后,可能侗族大歌真的打动了伊居先生又或者是让van夫人这片赤诚之心打动了他,不管怎么样,侗族大歌赢了,她将和贵州的地戏、江苏的昆曲、上海的越剧、北京的扁担戏等等一道,作为1986年巴黎秋季艺术节“中国年”的演出主体,前往巴黎。对了,忘记说:艺术节组委会觉得成都的茶馆也不错,于是成都茶馆也一道,复制到金秋艺术节的现场——夏乐宫。

就这样,在黎平和从江选出的9名侗族大歌歌手坐上了前往巴黎的飞机,让人难以置信地第一次走出了中国,走到了巴黎。穿着侗装的侗族姑娘们来到巴黎后,在组织的安排下游览了巴黎的大小景点,然后该他们出场演唱了。

侗族大歌在海外的处女演出是这样的:她们站在以巴黎埃菲尔铁塔为背景的夏乐宫内临时装修的“成都茶馆”里。显然,茶馆能坐下的人不会太多,摆下桌子还显得有点局促。稀疏坐了些许人,像休闲的成都人那样,一边享受着伙计的泡茶一边听着侗族大歌在海外的第一声。天地良心,我没有任何诋毁侗族大歌的动机;又天地良心,很多人都知道我对侗族大歌的热爱。但是此刻,我作为一个写历史的人,我只能很坦诚地告诉你,情况,就是这样。没有正式的舞台,没有簇拥的观众。那个时候的巴黎,因为汽车爆炸事故人心惶惶,甚至没有太多人关心这个秋季艺术节。侗族大歌的首场海外演出,就好像今天旅游博览会一个角落里一场并不太显眼的演出。

在演出期间,法国《世界报》等报纸,对侗族大歌甚至有了专题的报道,在艺术的角度解构侗歌。但事实上,在这个政治气氛颇浓的巴黎秋季艺术节“中国年”活动里,舆论将更多的赞美给了昆曲《牡丹亭》。对侗族大歌最高的赞美只是“中国年中最有启示的节目”。

二十年多过去了,当初的很多细节早就不被人提起。当年同台演出的其他节目甚至都不会在他们的文案中提到金秋艺术节的事情。唯有侗族大歌,却常常被人拿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作为广告词。而所谓法国人赞侗族大歌史“清泉闪光般的音乐,掠过古梦的边缘”,这是实在是无中生有的事情。

俱往矣,平心而论,作为侗族大歌第一次走出中国,这依然还是值得侗族大歌史值得大书一笔的事件。英雄莫问出处,朱元璋还是叫花子呢,中共一大还在破船里开的呢,那又能代表什么?文艺的事情在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来都是墙外开花墙内香的,如果这次演出的确推动了侗歌的发展,那何乐不为呢?

当代:历史深处的忧虑

这一次巴黎演出,标志着侗族大歌的另一个时代到来了,因为随着艺术的升温,旅游时代就要来了!这是一个有趣的时代,这是一段侗族大歌的神奇历史。

就历史而言,其实写完上一篇,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因为写这个系列的初衷只不过是重构侗族大歌历史上被模糊的事件。但当我真的投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事实总是和我们一厢情愿的有如此大的差距。我依稀记得三年前那个独自背着背包来到侗区的少年,但想不到那个少年就是今天的我。这一段时间,侗族大歌系列已经占据了我太多的思考。林达老师的《历史深处的忧虑》,今天我们看侗族大歌,何尝不也是很切题呢。

我提到,虽然侗族大歌几乎与侗族大歌学术研究的开始,她就已经分成了“村寨传统”和“舞台传统”这两类。但这两种“传统”是严格区分的。简单来说,“村寨传统”和以前一样,在南部侗族地区村寨里和以前一样,该怎么唱就怎么唱,该什么时候唱就什么时候唱;“舞台传统”则离开熟悉的鼓楼风雨桥,来到城市里的聚光灯下自然要按照不同的口味做出不同的舞台装饰和整改。不管怎样,在另一个时代没来之前,村寨是村寨的,舞台是舞台的。他们纵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也有明显的分割:两种传统在演出场所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直到八十年代开始,特别是巴黎那场墙外开花墙内香的侗族大歌演出后,两个传统的一个分割开始被打破了。旅游年代开始,最先进入侗乡的是媒体和各种专业的音乐工作者。而后终于地,大众通过各种媒介,知道了这个大山深处的天籁之音。然后,很快地,九十年代,真正的旅游时代开始了。越来越多人开始长途跋涉,来到了这些曾经连盐都吃不上的侗族寨子里,就是为了一闻侗族大歌。为了听到侗族大歌,这些外面世界的人当然愿意用钱去交换——这是我们所尊崇的市场原则。这些侗族歌手们,他们有一些去过城市里演唱,他们知道取悦城市人的方式,他们在鼓楼下,风雨桥边,唱起了在城市唱的改编过的侗族大歌。于是,从那刻开始,舞台侗族大歌终于在寨子里唱响。

考察这种现象最好的案例,当然是从江的小黄侗寨,这是一个在外界看来几乎能和侗族大歌划等号的地方。村里人开始知道,那些背着大包小包坐着大车小车来到这个他们的家乡,目的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甚至成立了专门的侗歌表演队,机械地一次又一次重复歌词。那些熙熙攘攘的旅行者未必能知道个中的变味,但那些深爱侗族大歌的人,却早已觉察。1995年,一个关心了小黄侗寨十年的人写道:

从歌声中我感觉到今天的人心和十年前有所浮动。海水已经不是那么蓝得透明。我心里总有担忧。

还记得前面写过的吴品仙老师吗?她在文革结束后终于被平反了。作为补偿,她在乡政府里做了一份行政工作。不久之后,她退休了。回到了老家三龙侗寨开了一个小卖部。曾经的风风雨雨,对这么一个沧桑老人来说,已经足够了。最好的告慰是可以平静地生活下去,不过二十一世纪来了。突然有一天,她又被重视起来。有一天她接到一个通知,去北京!国家给她的荣誉是“民间传统艺术传承人”。2003年,她又一次去了北京。只是,天晓得,这个北京早就不是以前的北京了。

在榕江,有一个乡村叫宰荡。哪里有一对姊妹,姐姐叫杨秀珠,妹妹叫杨秀梅。2007年,姊妹俩和其他侗族歌手一道,登上了CCTV青歌赛的舞台。那一年,她们获得了原生态歌唱组第二名;那一年,她们回到村里,得到了领导的热情接待。很快,县政府决定破一个例,这对初中毕业的姊妹成了编制老师,负责在学校里叫学生侗族大歌。她们的母亲叫胡官美,是宰荡著名的歌师。她的女儿也成了歌师,不过和母亲不一样,母亲教的是祖辈传下来的大歌,女儿教的是经过挑选和改编的大歌。这个项目叫做“侗族大歌进课堂”。

2009年,我在山里正吃着酒。那一天我得到一个消息,经过多年的争取,侗族大歌终于成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最后,始终要面对一个问题:侗族大歌还唱不唱?

回答是,如果我们考察“村寨传统”这个章节,那么答案是很悲观的。从宏观上来看,当金钱交换在一个自给自足经济的社区里开始流行那一刻开始,很多传统就注定在那一刻开始同时慢慢消亡。托克维尔说过,弱势族群在这个时候剩下两个选择:要么被灭亡,要么跟强大的文明变得一样。从“村寨传统”这个角度来看,舞台传统渗透到寨子里,那么原始的村寨传统便开始慢慢变味,一旦成为物质交换的东西,那么他们的实质,其实只是一种商品而已。但作为一种商品,总是会陷入疯狂的滥造和庸俗的旅游营销中。

1986年,那个将侗族大歌带到巴黎的伊居先生说“亚洲民间艺术比欧洲保存得好。欧洲只留下某些民间艺术的躯壳,失掉了它的原有的深度。”

我不希望,这句话用在以后的侗族大歌上,一语成谶。

袁銮:黔东南肇兴侗寨过客居掌柜、Lonely Plnaet《贵州》特约作者、携程《贵州自由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