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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之城”的“四次大迁徙”

来源:《贵阳日报》 | 肖燕 章婧 王与剑 整理

“移民之城”的“四次大迁徙”

 许多初到贵阳的人,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贵阳是个不排外的城市。而今都说着地道贵阳话的本地人,其多数的祖籍都在外省。来自四面八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融汇在贵阳这个城市,互不排斥、和谐相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行进中,形成了“和而不同、川流不息”的城市文化特点。这种城市根基,来自于贵阳的移民城市背景。

 贵阳是座“移来的”城市。据专家考证,大约远从春秋末年起,就不断有外来移民从黄河流域向贵州地区迁徙。而本地苗、布依、侗、彝、水等主要兄弟民族,在他们世代相习的传说和诗歌中,也都有先民迁徙入黔的记载。在6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贵阳城市的发展史与明初屯军、抗战内迁、三线建设等多次以汉族为主的大规模迁入分不开。

 据《贵阳城市发展史》记载,贵阳城市的发展与历史上发生过的几次大的移民有极大关系,其间,明代的“屯民”和清代的“客民”,是使贵阳成为一个“移民城市”的主要原因。

明代:八十万移民军事“实边”
屯民之城“五方杂处”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采取了“移民实边”的重大举措,即将内地人口稠密地区的居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方。贵州是“移民实边”的重点区域,同时推行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制度,贵阳也不例外。

 从洪武四年开始,相继在贵州设立24卫和两个直隶千户所。按照当时的军事编制,每卫额定5600人,下置前、后、左、右、中五个千户所,每所1120人,每个千户所又分成十个百户所,以百户所为基本单位分屯置堡。

 由于贵州是川滇咽喉、西南锁钥,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明朝在五个千户所之外又增设餐守御千户所,因此兵员往往超过额定编制。据(嘉靖)《贵州通志》载,贵州都指挥使司所辖的贵州卫、贵州前卫及其以西的“上六卫”,以东的“下六卫”,西北的“西四卫”和黄平千户所、普市千户所共有屯兵161588名。另外,湖广都司所辖的“边六卫”和天柱千户所的官兵员额未见记录,如果按常制计算,也该有34720名。神宗万历年间,又在黔北遵义设立威远卫,崇祯时又设立敷勇卫、镇西卫,共有官兵16800名。三项合计,先后进入贵州的卫所官兵总数在20万人以上。

 为让官兵安心服役,明朝规定正军和军余都随军携带家室。因此,入黔的20多万卫所军人实际上就是20多万个家庭。没有妻室的则由政府予以婚配,每户家庭即以4口人计算,则明朝到贵州的军事移民就有80万人。因他们大多居住在屯堡之中,世称“屯堡人”。

 贵州建省以前,最大的土司贵州宣慰司就住在贵阳城中,随着明设立卫所,大批卫所官兵驻扎在贵阳城中及附近,与土司、土民错杂相间,加之大批移民实边的民户,形成了“汉寨”、“苗寨”与屯堡交错的格局,民族成分发生很大变化。到了明代中叶以后,自由移民增多,客商渐成主流,对贵阳的商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在明代,贵阳城已呈“五方杂处”的特点。

清代:古驿道上马蹄疾
“客民”熙熙为利来

 移民的大潮,在清代再次涌现。但这些移民与明代通过政府行为组织“实边”的“屯民”不同,他们多是为谋生或谋利而来的自由移民。因为明朝的“屯民”此时期已成“土著”,所以清朝的移民也被称为“客民”。

 据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黔南识略》记述的官方调查推测,到乾隆年间,移民贵州的“客民”大约在35万至40万之间,而贵阳府范围内的汉族人口也越来越多。“客民”的职业比较广泛,有逃荒而来给本地人做佃户的,也有前来买田置产的外省富人,还有不少怀揣“致富梦想”的外省手工艺者和商人。他们到来的前提是:清代的驿道更加畅通,各大商帮已经兴起,贵阳已有了发展工商业的条件。

 按照不同的移民目的,清代移居本省的“客民”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买当苗人田土”的“客民”,包括在乡间买当田土的“客民”和住在城市乡场而买当田土的“客民”;第二类是“佃种苗人田土”的“客民”,即在农村充当佃户;第三类是从事贸易、手艺、佣工的“客民”。他们移民而来的动机,正符合“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描述。有钱的来黔购田置产,无钱的来黔租种土地或打工。用当前的时髦话来说即是:清代的移民,既有资金移民、技术移民、也有劳务移民。他们的到来,给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

 贵州的土司地区,原先是不准买卖土地的,未经土司允许,任何人也不得擅自开垦土地。但随“移民潮”到来,这种封闭被打破,土地可以买卖当典,土司也采取地主式的经营方法把土地租给无地的农民,逐渐由领主经济转化为地主经济,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我市修文县曾是移民较多的地方,有“汉民多于苗户十之八九,苗民不及汉庄十之二三,零星杂居依汉民为佃户”的历史资料记载。土地自由买卖典当,采取招佃收租的方式,实际上是农村经济逐渐走向商品化的客观反映,是“客民”带来的一种生机。

 进入城市和乡场的“客民”,成为活跃城镇工商业的新生力量。他们开号设店、走马贩卖,促进了商品的流通。而来自发达地区的手工艺人,不但在本地建立手工作坊,而且还招收雇工和徒弟,将外地的先进技术引了进来。清代后期,贵州各地出现了许多名优产品,例如仁怀的茅台酒、玉屏的箫笛、大定的漆器、安顺的三刀(菜刀、剪刀、皮刀)等。而贵阳也出现了雄精雕刻。

新中国成立:最“精锐”的外来移民队伍——
南下西进干部入黔

 如果时光倒回20年,人们一定记得本地多数领导干部用河南话、山东话、河北话发言讲话的场景。这段记忆,印证了解放初期南下西进支黔干部构成本地新政权骨干力量的历史。这段历史,是贵阳史上数次外来移民潮中,最具特殊意义的内容。

 1949年,贵州解放,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同时迎来了一大批外省籍干部。从省直机关到地方基层,从工厂到学校,外省籍干部成为本地各级领导的主体。这批干部就是冀鲁豫根据地南下支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进支队的同志。

 据记载,在渡江战役取得全面胜利之后,中共中央下达了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第二野战军(以下简称“二野”)进军西南。二野受命解放贵州的任务,主要由杨勇、苏振华指挥的二野第五兵团担任。二野五兵团在接到上级命令以后,决定让原先从山东菏泽南下的冀鲁豫干部,在完成建立赣东北解放区的任务之后,随兵团继续西进,接管贵州。

 1949年9月中旬,由原冀鲁豫南下的全体同志、江西地下党的部分同志、原赣东北区党委所属各级干校(包括区党委革命干部学校、卫生学校和上饶、贵溪、鄱阳、浮梁四个地委干校) 的学员,以及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自愿西进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共9331人,正式组成西进支队。支队负责人是:司令员傅家选、政治委员徐运北,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支队下辖5个大队,54个中队。这支队伍9月25日从江西上饶出发,沿途队伍不断壮大,到达湖南邵阳、芷江时,干部总数为9841人,战士和勤杂人员4400多人,再加上支队在上饶出发前,奉命到南京迎接二野南京军大分来贵州工作的学员875人,战士300人,参加接管贵州的干部总数为10719人,加上勤杂人员,共15000多人。他们成为接管贵州,建立全省各级人民党政机构的骨干。

上世纪60年代:解放以来影响最大的外来移民行动——
18万“三线建设者”加盟

 “三线建设”,与这个词相关的时代,就是贵阳外来移民史上至今为止的最后一波重要记忆。有关资料显示,上个世纪60年代,因“三线建设”进入贵州的外省人口达到18万人。

 经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在特殊历史背景下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60年代初,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西、北方边疆强敌压境,东部海峡对岸的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活动愈演愈烈,南方邻国越南正面临着美国入侵。当时,为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本着“早打、大打、打一场核战争”的准备,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大三线”的号召。地处西南边陲的贵州,山高、林密、洞多,能源、矿藏丰富,被确定为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以“铁路建设为先导,以国防工业为重点,使能源、钢铁、机械、化工工业相配套”的“三线建设”在贵州很快铺开。1964年7月下旬至8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国家计委,确定了这项工程建设指挥机构的健全问题,初步勾画出贵州“三线建设”工业体系的布局蓝图。1964年10月14日,冶金工业部开始将大连钢厂、本溪钢厂、鞍山钢铁公司的部分设施向贵阳钢铁厂搬迁,贵州“三线建设”由此开始。

 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铁路建设大军,从东北、华北、华东调集来的煤炭勘探队伍,从上海、西安、重庆迁徙的纺织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从上海转移的电子、仪表、化工人员,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科技专家和工人陆续迁来贵州。仅1964年到1965年,随迁职工和家属就达8.26万人,到1978年“三线建设”停止时,迁黔建设人员已超过18万。

 这是解放以来贵州声势最浩大的一次外来移民行动,数以万记外来人口的涌入让贵阳“五方杂处”的特点更加凸显出来。